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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一直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转折时期，也是中美关系发展波澜起伏的多事之秋，作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决策人，邓小平在处理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方面，显示出超常的远见卓识和过人的外交智慧、外交技巧。

本书以丰富多彩的众多史实和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清晰再现了二十多年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邓小平对美外交决策和活动中，归纳、总结出邓小平对美战略策略思想，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与中美关系实现良性互动；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实行不结盟、不打牌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中美之间敏感的台湾问题；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应对美国的对华制裁；对美国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坚持合作，不搞对抗”。正是因为邓小平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观点出发来处理中美关系，才使中美关系绕过激流险滩，度过艰难岁月，奔腾向前发展。

本书是研究邓小平对美外交与实践为翔实、*开拓性的著作，对于处理好当前复杂、微妙的中美关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导  言

章  特殊时期的中国高层决策机制与中美关系解冻 

特殊时期的外交决策机制及特点

中国决策层调整对美方针的促动因素 

中美关系解冻的初步骤 

“乒乓外交”的高层决策 

中央政治局确立新的对美政策 

基辛格访华，中美秘密会谈

对中国缓和对美关系决策的总体评价

第二章  艰难复出，介入外事工作 

“九一三”事件爆发，邓小平给写信表态

中美关系急剧发展，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

对邓小平的来信作出批示

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把美国列入“一条线”反霸统一战线

邓小平在外交场合正式复出 

中美会谈风波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态

冲破阻力，率团参加特别联大，并与基辛格会谈

第三章  主持对美外交谈判 

坚持“日本方式”：反对美方“倒联络处”的方案

排除“四人帮”的干扰：“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访法，着眼于国际反霸格局

应对 1975年的中美外交僵局

与美国总统福特会谈，把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第四章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思考与决策 

再次复出，成为对美外交的主要决策者

倡导对外开放，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注入新的动力

向万斯阐明中美建交的原则立场，批评美方“倒退”

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口信做出积极回应

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一波三折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含义

第五章  全面发展中美关系的举措 

出访美国，推进中美关系 

从战略全局出发，“教训越南” 

突出经济因素，促进中美贸易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回访中国 

促成中美两国建立军事关系

第六章  应对台湾问题引起的风波与中美达成“八一七”公报 

阐述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批评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密切关注美国恢复售台武器

美台互相给予非官方代表外交特权引起风波

对里根上台前后对华政策做出反应

全面阐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美方对邓小平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回应

美国对台销售武器问题再起波澜

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与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

向里根总统转达口信，阐明“八一七”公报的含义

第七章  适时调整对美政策：拉开距离，不结盟、不打牌 

洞察国际局势的新变化

改变“一条线”的战略，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

在“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前提下处理中美关系

应对中美经贸纠纷 

处理“湖广铁路债券案”和胡娜事件

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与斗争

从全球战略出发，提出发展中美关系必须解决信任问题

与美国总统里根会谈，寻求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

第八章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发展中美关系 

时代主题与中美关系

巩固中美高层磋商的机制

阐明“一国两制”构想，敦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智的态度

反击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击

扫除中美关系中“不好的气氛”

发展有限度的中美军事关系

促进中美双边经济贸易的持续增长

重视开展中美科学技术合作 

促进中美文化教育新闻交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加强国际经济、科技合作

向新任美国总统布什强调中国稳定的重要性

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谈：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第九章  打破美国对华制裁的对策 

国际格局的变动与中美关系潜在的危机 

在“西藏问题”上与美国的斗争 

顶住美国对华“制裁”的应对措施 

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意见 

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向美国传递信息 

反对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议案 

与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会谈 

反击美国发表的《人权报告》 

争取延长中国惠国待遇问题

第十章  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和策略 

利用矛盾，恢复中美高层接触

应对美国对华惠国待遇问题的第二次审议

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基本立场

对美政策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

南方谈话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 

后记

宫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1998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政府津贴及证书。

出版个人专著有《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热点透视》、《*与中美外交风云》等8部。发表论文有《试析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等200余篇。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对美政策思想的历史发展》、《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研究》；国家软科学项目：《软实力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以及中央党校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项目：《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任中方主持人；主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当代中国外交》，任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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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宫力教授的这部著作清晰地再现了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复出到90年代20余年间中国政坛的风云变幻和中美关系发展起伏变化的历程，以众多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史实和翔实的文献资料，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对美政策及其外交实践。

书摘插图

       导 言

1971

年

9

月

13

日，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的林彪，因谋害未遂，仓皇出逃，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这一事件对于中国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导致已被打倒数年之久的邓小平在中国政坛上奇迹般地复出。从此，邓小平不仅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在中国对外关系

,包括对美外交方面也日益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

1977

年之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敏锐地把握历史机遇，并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做出了战略决断，并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的历史背景下，全面推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深入研究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处理当今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把握中国外交的航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邓小平自“文化大革命”中期复出后，在国际局势继续发生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怎样估量自己的国家利益，怎样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下，根据形势的变幻参与对美外交谈判；在

1977

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决策人之后，如何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美政策，怎样处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障碍

——台湾问题，怎样经过艰苦的谈判和不懈的努力，终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

在中美建交之后如何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进一步全方位地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在

1989

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之后，如何应对美国对华全面制裁，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方针，使中国在迎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并促使中美关系从低谷中艰难回升

,

以及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产生的深刻影响。

笔者认为，以历史发展的脉络为序，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阶段：从文革中期复出至

1976

年再次被打倒。这一阶段，邓小平在的指导下，直接参与了中国对美政策的制订和贯彻，并参与和主持了多次中国对美会谈，由此积累了对美外交的经验。

1973

年

3

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介入外事活动，成为周恩来在对美外交方面的有力助手。后来，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逐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1974

年经亲自提议，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向国际社会阐述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开始顶替周恩来，担负起中国与美国高层会谈的主要责任。

在此之后，邓小平注意分析和研究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和变化，按照“一条线”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参与制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他先后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了重要会谈，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坚持了中国与美国建交的三项原则。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邓小平一方面对美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一些倒退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从国际反霸统一战略角度出发，尽量拉住美方，维护“一条线”的战略格局，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等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对美外交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路，为后来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

1977

年再次复出至

1982

年。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是为适应国内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需要，重新审视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际问题和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1977

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

年，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确立了改革开放基本路线。这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在国际上，此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把苏联作为主要敌手，因而两国都需要在各自的对外政策中增加互相协调的因素。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导了中国的对美谈判，加速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9

年，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加固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关系，随后，在中国“教训越南”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与此同时，由于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加深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美贸易协定的正式签定，使中美互相给予惠国待遇的问题获得解决，从而加强了中美经贸发展的势头。此外，在邓小平的关注下，中国与美国在文化、科技甚至军事关系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争端。这主要由于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原则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且在暂停一年之后重又恢复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邓小平对里根政府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言论,以及提高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质量和扩大其规模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而且抓住中苏关系有所缓和的机遇，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在此期间，中美双方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美关系存在着倒退的危险。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方面据理力争，与美方进行多次谈判，终于在

1982

年

8

月

17

日，就分步骤直到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是在

1982

年正式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 不打牌的政策。这表明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体系已经形成。

第三阶段：

1982

年至

1989

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美外交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确定了对美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指导原则，并突出了对美外交中的经济因素，促进了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关系的稳定发展。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进入成熟期。

在此期间，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揭示了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处理国际争端新思路，以及一国两制的方针等。这些重要论断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邓小平倡导的中国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兴趣。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邓小平抓住时机，一再要求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取得了巨大成效。到

1988

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大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累计达

630

个，协议金额

34

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

14%

。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文化教育新闻以及军事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两国政界、军界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也日益扩大。

但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的同时，双边关系中也出现了一股暗流。那就是随着美苏、中苏关系的缓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开始上升，美国时常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1987

年美国国会还通过所谓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并邀请达赖访美，又给中美关系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此外，美国一方面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另一方面又在所谓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也引起了双方的一些争执。对此，邓小平及时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措施，并从总体上稳定了中美关系的大局。

第四阶段：

1989

年至

1992

年。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邓小平外交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为应对“六四风波”和冷战后的国际风云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

1989

年

6

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中美双方在人权、对华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磨擦和争斗。

进入

90

年代，原苏联以及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企图以压促变。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不怕鬼，不信邪，沉着应对，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并逐步稳定了国内政局。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历史典故以新的涵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提出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由此避免了引火烧身，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消极的方针而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在此期间，邓小平为了不使中美双边关系完全破裂，还提出了中美关系总是要好起来才行的战略思路，并与美国总统布什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进行了重要会谈。与此同时，为排除美国国会以继续延长中国惠国待遇的干扰，中国方面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指导下，陆续采取了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

1992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国内外局势和中国的发展战略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方针，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既是其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框架和内在逻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是对对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在一系列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创新。具体说来，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以下一些方面的内容：

（一）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认为美国与苏联争霸，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的传统看法。邓小平通过对美国和苏联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国际局势进行的科学分析，对美国和苏联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由此，他逐步提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甚至是可以避免的；在可以预见时间内，美国和苏联不会发动世界大战；世界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中国应利用这一机遇尽快发展自己。这就为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并且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新的对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中国的对美政策要服从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工作重心，要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一贯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国内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则要争取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搞好同美国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此外，邓小平还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美国的资金和技术，需要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方法，而美国也需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而，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大局。

（三）改变“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在

70

年代，为了对抗来自苏联的威胁，中国曾一度实行“一条线”的联美抗苏战略，但到了

80

年代，国际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因势利导，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不再与美国一起共同对付苏联，不与任何大国形成结盟关系，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在国际关系中，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从而把中美关系置于新的基础之上，由此维持了国际战略力量格局的平衡，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986

年

6

月

18

日，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外交经验时指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

（四）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处理中美关系。对时代主题的认定，是层次的战略判断，也是中国更好地展开对美外交的前提。邓小平透过纷繁的世界各种矛盾的表象，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和契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精辟地指出：当今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对美外交必须要有全新的思维，必须要有许多新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做法。

（五）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位，决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邓小平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特别是

1989

年之后，美国对华实行以压促变的政策，在国际上带头对华进行制裁。邓小平坚持原则，与美国的反华举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明确提出，首先，中国内政不容干涉，中国的内政要由自己来管；第二，中国从不惧怕压力，是压不垮的；第三，处理中美关系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由此，顶住了美国的施加的压力，打破了美国对华西化、分化的图谋。

（六）把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发展与美国国家间的关系区别开来。邓小平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严格把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作法，同发展同美国国家间的关系区分开来。不再像

70

年代那样，把霸权主义连同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一起加以反对，而是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反应，由此，维护了中美关系的稳定，保证了中美国家间关系的正常进行。

（七）超越意识形态的异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有很大不同，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邓小平在制订对美政策时，改变了过去曾出现过的“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倾向，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主张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求同存异，寻求双方利益的共同点，而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定亲疏。在中国对美关系方面，邓小平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发展两国关系。1986年9月2日，他回答了美国记者华莱士的提问：“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邓小平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这表明了中国外交已越来越趋向成熟。他始终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同时要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精神，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避免大起大落，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八）用一国两制的思路解决中美之间敏感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一再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敏感、突出的政治原则问题，对于台湾问题这样的“苦果”中国人民是“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因此，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一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一历史难题，邓小平提出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这就是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1984

年

12

月

19

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指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随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实践，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可以用类似的办法去解决，这就为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提供了一个新出路。

（九）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风云突变，把握住集中力量将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一根本立足点，走自己的路。在邓小平的战略指导下，中国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善于守拙，埋头苦干，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耽搁时间。由此，中国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增强了综合实力，有力地抵御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中国打交道，同时也为逐步改善中美关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处处体现出他在指导思想上的求实精神，即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具体说来，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征：

，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精髓。邓小平从大局着眼，不光在对付苏联威胁时，及时发展和维护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而且在中美关系遇到挫折时，仍能够保持冷静，看出两国共同利益仍然超过两国的分歧，由此做出了“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基本判断。这种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发展的前瞻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反观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有时却缺乏这种远见卓识。虽然美国政府曾多次宣称他们重视中美关系，而且在共同对付苏联扩张的时候，也的确如此，但当苏联因素逐渐消退之后，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却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战略价值已经下降，因此，在制订对华政策时不愿顾及中国的利益。这是导致中美之间一系列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邓小平一再指出，虽然中国的实力地位还算不上是一个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国家，但毕竟不是微不足道。而且，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中国巨大的潜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独树一帜的影响力，是一切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所不应忽视的。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处理棘手的国际问题负有重要的责任，两国和平友好相处远比相互对抗更为有利。中国作为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而美国作为的发达国家，需要向海外开拓市场，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些长远的、战略性的因素仍将是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二，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的作用。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中国把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邓小平看来，美国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和对象。因此，邓小平十分重视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一再强调要吸收和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把发展同美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促进国内经济建设作为中国对美外交工作的重要方面。由此，中美经济合作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大量的资金和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而且使中美经济贸易因素在中美发生冲突时期，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成为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点。

第三，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发展中美关系之时，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基本立场，在涉及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上毫不含糊。邓小平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但这决不意味着由此可以放弃原则。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曾实行联美制苏的政策，美国自认为中国在战略上有求于它，因此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迫使中国作出让步。但邓小平则表示，宁可中美关系倒退，也决不迁就，表现出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在此之后，中苏关系有所改善，邓小平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美国适当拉开一定的距离。1989年之后，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以压促变。但在这一点上，美国是打错了算盘。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邓小平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不可动摇的。平心而论，人权问题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可以进行讨论的，但这种讨论应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各自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决心，任何人都不要指望它能够接受有损于国家独立主权的现实。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治家应该有所醒悟，施加压力和经济制裁，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适得其反，损害到自身的利益。

第四，邓小平是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并且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不得不同中国打交道，不能不重视中国的市场以及在解决重大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于世界的东方，总要找点麻烦来干扰和延续中国的崛起。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重性就决定了美国开展对华外交也有两手，即胡萝卜加大棒。实事求是地说，由于美国目前的实力明显高于中国，因而它在对华关系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当美国认为需要借助中国的时候，运用“胡萝卜”的一面就多一些，而当美国认为有机可乘（例如1989年北京风波）之时，运用“大棒”的一面就多一些。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邓小平对此是对症下药，采取“刚柔并济”的两手策略，与之周旋，斗智斗勇。一方面坚决顶住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所施加的种种压力直至经济制裁，并且在台湾、西藏等涉及到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据理力争，坚持原则，坚决反对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在处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时又十分讲究方法，做到进退有序，争而不裂，有理、有利、有节，着眼于长远。为此，他强调，中美双方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方针，体现了处理对美关系和棘手事务的灵活性。它表明，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的对美政策和策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成熟，更为切合实际。

媒体评论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时期。其间，邓小平以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大战略家的深刻见识、宏伟胆魄和精湛艺术，参与和主持至关紧要但又包含重重困难的中国对美关系决策，并在国际局势历经巨大变化、中国内部情势亦多复杂的基本环境下取得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功。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宫力教授基于异常丰富的文献资料，以详细过人的史述、系统深入的论析和准确可靠的理解，内涵丰富和条理分明地展示了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和实践活动，并且在中美关系重大事件真相和重大历史过程的发掘、梳理、澄清和阐释方面多有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时殷弘

本书是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极好的参考书，也是学人了解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刘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