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严飞推荐】六人 泰坦尼克号幸存者 施万克著 詹姆斯卡梅隆作序 泰坦尼克号 海难背后的种族主义谎言 中国幸存者 排华法案 种族主义中信出版 pdf 在线 2025 epub 免费 书籍 下载

1912年4月10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这艘永沉海底的巨轮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直至1997年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上映，使得这场20世纪最著名的海难重回大众视野，一时间，有关灾难、人心、挣扎与救赎的话题再次席卷全球。但鲜为人知的是，那艘船上还有8名中国乘客，而且其中6名得以幸存。

有关“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最早能够追溯的资料只有海难发生后西方媒体的零星报道，以及“泰坦尼克号”个别幸存者的回忆和证词：有人说他们是偷渡者，从一开始就藏身救生艇中；有人说他们是靠假扮女人混上救生艇；还有人说他们被枪指着，宁愿被打死都不愿下救生艇。这明显相互矛盾的指控背后，是不为人知也无人关心的历史真相。这6人就这样无端背负百年骂名，然后被遗忘。

一个多世纪之后，海事历史学家施万克首次为我们揭开那段被尘封的历史。他从海量档案资料中去伪存真，拼凑起有关中国乘客的身份信息。他亲身实施浸水实验，并且按照原比例打造救生艇，只为还原海难发生时中国乘客的遭遇，破除不实指控。他还多次前往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那些中国乘客的故乡台山进行实地调查，追寻这些人为何漂洋过海而来，又在船难后去向了何方。

就这样，施万克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向世人证明：这些中国幸存者绝非“懦夫”“偷渡者”，也不可能“假扮女人”混入救生艇。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最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面对时代的不公、命运的倾轧，他们毫无还击之力，唯有“抹干眼泪笑呵呵”。

III 推荐序

V 前 言

001 第一章 一块木板

007 第二章 1912 年的世界

015 第三章 从“四邑”走向世界

033 第四章 白星航运公司

053 第五章 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 电影和现实

073 第六章 逃离

103 第七章 懦夫、偷渡者、假扮女人

111 第八章 C号折叠式救生艇

149 第九章 被排除在外

163 第十章 随风散落

179 第十一章 严喜、亚林和张富

193 第十二章 李炳

211 第十三章 方荣山

231 第十四章 第七人

241 第十五章 六人

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

美国海事历史学家、作家，专注于探索、技术、媒体和文化领域，旅居中国逾20年。

同名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首席研究员兼主演，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作品多见于《亚洲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等刊物，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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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批离开“泰克号”甲板的乘客中，有些人被船的残骸或倒塌的烟囱斯如上所述，也有些人可能因冷休克而溺死。但在船真正爱后仍一息尚存的人最终大多数都死于体温过低。根据他们角穿着和在冷水中的经验推断，他们的身体机能可维持00分钟的时间，要么游动，要么漂浮在海面上，以尝试寻找能够拯救他们的一艘船，甚至是一块残骸。

身体在水中的散热速度是在空气中的20倍。对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气温为24摄氏度的一天里穿着短袖会是舒适愉快的，但在同样温度的水里待大约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会开始感到寒冷，所以潜水者和冲浪者会穿上潜水衣以保持身体的温度。在“泰坦尼克号”沉没30~45分钟后，开始有第一批落水者因体温过低而丧生，紧接着有其他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这时，离开冰冷的海水是生存的关键，即使是寒冷的空气也不会像冰冷的海水那么致命。二副莱托勒等人趴在被掀翻的B号折叠式救生艇上，从而幸存下来，尽管他们的衣服已经湿透。

在20世纪早期，各大洲之间的运输是通过海运实现的。当时的海运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虽然一些船舶，特别是货，仍然靠风力驱动航行，但靠煤炭提供动力的蒸汽船因更大、更快而越来越受青睐，并引领了当时海运商贸的潮流，特别是欧洲和北美洲之间的客运服务，更倾向于使用蒸汽船。

当时，那些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公司运营的主要航线基本上是在两个方面相互竞争：船的豪华程度和速度。

1912年，古巴的哈瓦那是拉丁美洲华人最多的地方，约有20万中国人生活在这里，几乎全部是男性。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劳工被招募到这个岛国上的甘蔗种植园工作，部分原因是替代非洲奴隶，因为当时西班牙和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已经废止了非洲奴隶贸易。19世纪80年代，古巴又迎来了一波移民潮，因为当时美国通过并实施的《排华法案》，挡住了许多中国移民前往美国的去路。

古巴的中国移民中，来自台山的较少，大多数是客家人或来自广州周边地区的人。大多数中国移民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到古巴的，这些人要么同意从事8年有报酬的劳动，要么同意用8年几乎没有报酬的劳动来换取契约承诺的一块土地。几乎所有的中国劳工都来自中国南方，古巴的气候和条件时常让他们想起家乡。然而，雇佣条款并不总是公平、透明、自愿的。

“1859年，15岁的董功成，土生土长的广东省东莞县人，被绑架并带到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古巴，成为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下的牺牲品之一。他被迫签了一份劳工契约，要在一个甘蔗种植园工作8年。他在那里受洗，并被赐予一个西班牙名字。契约期满后，他又被迫重新签约了8年。”如果这几个“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想上岸寻找生路，古巴的确是一个选择，但这将是一条艰辛之路。

一位学者评论说：“在古巴的华人并没有像在美国的华人一样经历那般制度化的歧视一美国在1882一1943年一直奉行排华政策；他们也没有像在墨西哥的华人那样遭遇排华运动一当地的中国人在1931年被暴力驱逐出北部索诺拉州；他们也没有像在秘鲁和牙买加的华人那样持续遭受排华骚乱。相反，在古巴的中国人还参加了1868一189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他们和古巴当地人成功地结成了跨种族联盟，并且古巴共和国宣称将致力于成为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国家，这些为他们成为古巴公民创造了条件。

黄金被发现时，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控制的领土，但还不是一个州。美国刚刚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中获胜，赢得了这块土地。虽然加利福尼亚在不久之后就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但它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边疆。从美国其他地区或世界各地到达那里都需要经历一次艰苦的陆路旅行，或者是一次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行。

黄金的发现立即改变了这一点。其实，人们最初淘金的地方更接近现在的内华达州而不是加利福尼亚海岸。几天后，美国便正式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可以说，黄金的发现推动了人类在西半球的探索和定居。贵重金属具备引发巨大改变和非理性行动的能力，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是第一次，黄金的直接受益者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突然间，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在黄金消失前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尽可能多地淘金。

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得很快，第一批中国矿工在1848年底前抵达。淘金热的头几年，数以百计的中国矿工陆续来到这里，这个数字在1852年很快膨胀到2万人。华工数量的激增和争夺黄金的激烈竞争招致欧洲矿工的强烈抵制，有时甚至是暴力抵制。不过，这并没有阻止2万名中国人相继在19世纪50年代末前往加利福尼亚，他们似乎对这种威胁和金矿递减的收益并不介意。

一些小生意发展起来，主要为中国矿工提供日常所需。一些中国商人意识到，开餐馆、销售采矿设备也是好生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生意，比如提供汇款服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来，从中国带来的社会制度开始落地扎根。四邑籍华人社团开始形成，以帮助新来的人适应新环境。这些组织的旧址分布于旧金山和美国其他地区。

1850年，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急需确保该地区在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随着州政府的成立，加利福尼亚在联邦政府中有了充分的代表权，开始出现越来越正式的声音，意图抵制中国移民大量涌入。

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之后，在所谓的“天定命运论”指导下，这个成长中的国家在北美大陆不断扩张，要将其西部与东部统一起来。为了巩固政治控制，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定居和贸易，美国开始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在淘金热期间，美国人看到中国劳工愿意为了很少的钱做很辛苦的工作，他们正是铁路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19世纪60年代，新一波的中国劳工移民潮开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国劳工的需求量如此之高还有另一个原因：在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中，有60多万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白人，也包括黑人士兵、美洲原住民，也许还有亚洲人。承担国家铁路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美国需要从外部输入劳动力。

尽管饱受虐待，工资也低于其他非中国籍工人，但这些中国劳工是最好的铁路建设者。总的来说，他们更健康，因为他们喝煮沸的开水，无论是白开水...

英国冠达邮轮公司和白星航运公司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策略来吸引乘客。冠达邮轮认为，其目标客户不只希望享受旅途中的舒适条件，更希望能快速到达目的地，于是据此建造了自己的船只。1839年，塞缪尔·丘纳德赢得了第一份英国跨大西洋轮船邮政合同，冠达邮轮从此起步。该公司后来也开始承担客运业务，并于1879年更名为冠达邮轮公司。1841年，第一批冠有“皇家邮轮”（缩写为RMS）称号的轮船正式投入使用。这不仅仅是一个官方头衔，它所承运的是皇家邮政的所有信件、包裹，而且兼顾货运与客运，获利丰厚。

冠达邮轮和白星航运之间的竞争如火如荼地持续了几十年。冠达邮轮是最常获得“大西洋蓝带奖”的公司，这是一个非官方奖项，授予以最快平均速度横渡大西洋的远洋轮。白星航运及另一家跨大西洋客运公司英曼航运也曾获得过这项荣誉。

书籍介绍

1912年4月10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这艘永沉海底的巨轮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直至1997年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上映，使得这场20世纪最著名的海难重回大众视野，一时间，有关灾难、人心、挣扎与救赎的话题再次席卷全球。但鲜为人知的是，那艘船上还有8名中国乘客，而且其中6名得以幸存。

有关“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最早能够追溯的资料只有海难发生后西方媒体的零星报道，以及“泰坦尼克号”个别幸存者的回忆和证词：有人说他们是偷渡者，从一开始就藏身救生艇中；有人说他们是靠假扮女人混上救生艇；还有人说他们被枪指着，宁愿被打死都不愿下救生艇。这明显相互矛盾的指控背后，是不为人知也无人关心的历史真相。这6人就这样无端背负百年骂名，然后被遗忘。

一个多世纪之后，海事历史学家施万克首次为我们揭开那段被尘封的历史。他从海量档案资料中去伪存真，拼凑起有关中国乘客的身份信息。他亲身实施浸水实验，并且按照原比例打造救生艇，只为还原海难发生时中国乘客的遭遇，破除不实指控。他还多次前往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那些中国乘客的故乡台山进行实地调查，追寻这些人为何漂洋过海而来，又在船难后去向了何方。

就这样，施万克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向世人证明：这些中国幸存者绝非“懦夫”“偷渡者”，也不可能“假扮女人”混入救生艇。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最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面对时代的不公、命运的倾轧，他们毫无还击之力，唯有“抹干眼泪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