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圈内的不同趋向-中日近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 pdf 在线 2025 epub 免费 书籍 下载

《东方文化圈内的不同趋向：中日近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阐述了中日封建时期在提地制度、小农状况、产品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重要差别，因此在近代，日本经明治维新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而中国却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同时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东亚所有近代意义的变革都是难以比拟的。

前言

上编

章 中日土地制度的区别

一、“硬化”的私有地产和可以流动的私有地产

二、具有等级结构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及未形成等级结构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三、有限制的土地所有权和较完全的土地所有权

四、与土地联系松散的领主及与土地联系密切的地主

第二章 中日小农经济的区别

一、经济地位较为稳定的本百姓与极易分化的自耕农

二、较易分解的小农经济结构与具有更大凝固性的小农经济结构

三、基本实现了向商品经济小生产转化的日本农民与仍然处于自然经济形态的中国农民

第三章 日本商品经济与中国商品经济的区别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中日两国封建社会所发生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二、日本在江户时代中期已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仍多为分散的小市场

第四章 中日两国政治体制的区别

一、双轨制政体与以皇帝为中心的单一政体

二、分封制与郡县制

三、世袭身份制与可以变动的等级制

四、以上层本百姓为主的基层统治机构与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基层统治机构

第五章 中日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

一、儒学在两国统治地位之牢固程度的不同

二、中日两国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

下编

第六章 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形势下，幕藩统治者与清廷面临危机的区别

一、西方列强的入侵对中日两国造成不同程度的震动

二、西方列强的入侵对中日两国原有的经济基础造成不同的影响

第七章 日本幕藩改革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政策区别

一、日本幕藩改革一开始提出了改革旧的政治体制的要求，而中国洋务运动基本不包含类似的内容

二、日本幕藩改革鼓励发展商品经济；中国洋务运动虽有“振兴商务”的主张，但始终未成为清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

第八章 日本幕藩改革与中国洋务运动开始前后，西学在中日两国传播程度及所起作用的区别

一、西学在日本比在中国获得更为及时而有效的传播

二、宣传“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引起广泛共鸣在中国却难以发挥同样影响

三、西学在日本更为及时而有效的传播，对日本的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中国的洋务派基本未突破“中体西用”观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促使洋务运动向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

第九章 日本幕藩改革与中国洋务运动时期阶级关系的不同变化

一、日本幕藩改革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二、中国洋务运动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第十章 日本幕藩改革与中国洋务运动的不同转变

一、日本幕藩改革转变为明治维新，中国洋务运动没有类似转变

二、中国的维新派缺乏日本以下级武士为主的急进改革派那样的力量未能完成维新任务

第十一章 结论

王少普，1947年3月6日生，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于后者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及副所长）；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并数次任早稻田大学社研所客座研究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等职。长期从事中日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以及当代日本外交安全等问题研究。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东方文化圈内的不同趋向-中日近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东方文化圈内的不同趋向-中日近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东方文化圈内的不同趋向-中日近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前言

19世纪60年代前后，是中日两国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实行了幕藩改革，并在幕藩改革之后，促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使日本逐步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同一时期，中国发生了洋务运动，但继洋务运动之后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维新却失败了，中国未能如日本那样避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曾经在长时间内以中国为主要学习对象的日本，到了近代，在发展道路上会与中国出现明显的区别？这是一个早已引起人们关切的问题。戊戌维新失败不久，梁启超在《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中便就此作过探讨，他认为原因是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就国内而论有三：

（1）“贵邦幕府虽威福久积，然于皇室则有君臣之分。敝邦西后则朝权久据，且于皇上冒母子之名。故讨逆幕，则天下之人皆明其义。语及西后，则天下之人或疑其名。”

（2）“贵邦天皇与将军，一居京都，一居江户，不相逼处。故公卿处士之有志者，得出入宫禁，与天皇从容布置，而幕府无如之何。敝邦则皇上与西后同处一宫，声息相闻，且皇上左右皆西后之私人，皇上所有举动，西后无不立知。”“一旦废立，即使外省有举义之兵，兵未及京都而彼已可立置皇上于死地，是皇上直为西后质子也。”

（3）“皇上手下无尺寸之兵柄，与当时贵国之皇室略同。然当时贵国有萨长土佐诸藩相与夹辅，故虽藉处士之功，尤赖强藩之力。藩侯自君其国，经数百年，本藩之民皆其赤子，彼一举义，幕府无如之何。”“敝邦则不然，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富尊荣，稍有拂逆，授意参劾，即日罢官矣。”“处士以一身毫无凭藉，惟有引颈就戮而已。”就国际而论，“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底定。敝邦今日如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①看法不无见地，但涉及的主要是一些促成戊戌维新失败的直接因素，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更带根本性质的原因。当然，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1949年后，我国史学界有学者相继对上述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就研究方法而言，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加以比较，在这种类型的比较中，由于研究者的目的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一部分研究者以明治维新推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政策，与洋务运动期间实施的政策加以比较，由此证明中国洋务运动的落后性；还有一部分学者以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的国际国内条件与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的国际国内条件加以比较，以此证明并非中国的洋务派不思振作，而是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无法促成明治维新那样的转变。应该说，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加以比较的做法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这种做法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造成这种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不是同一性质、同一层次的运动。由于低层次运动的发展程度理所当然地不及较高层次的运动，因此证明了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落后，对深入认识两国特殊的发展规律并不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通过比较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期间中日两国国际国内条件的区别，来说明不应将洋务运动的落后过多地归咎于洋务派，虽然在揭示洋务运动的落后原因上深入了一些，但由于论证的仍然是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落后这样的常识性主题，因此同样无法在根本上为人们多提供一些东西。显然，由于上述局限性，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加以比较的做法，难以深入而正确地揭示19世纪60年代前后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区别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