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华夷 pdf 在线 2025 epub 免费 书籍 下载

本书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本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外收入刘浦江讲授去世前集中发表的四库学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相比气象迥然不同。

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

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历史是怎样写成的？——郝经雁帛书故事真相发覆

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

“倒错”的夷夏观？——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

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

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

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编后记

刘浦江(1961-2015)，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辽金史、民族史学家。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1988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著有《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编著《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与康鹏合编，中华书局，2014年)两部工具书，主持完成点校本《辽史》的修订工作（中华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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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表明，“忠元”型进士远多于“背元”者，且以汉人和南人为主。作者据此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义”而非“夷夏之辨”。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元明革命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民族革命。

自15世纪中叶以后，蒙元正统之辨已成为明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惯用表达方式，而对明初蒙元史观的批判和清算，则在这场正统之辨中主导了士人阶层的主流话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明朝中后期士人有关元明革命的记忆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明代士人对元明革命的重新解读，奠定了后来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思潮，则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清末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以“光复中华”相号召，故推翻蒙元政权的明太祖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可想而知，将明朝的建立定性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伟大民族革命，对他们来说有着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

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其基本立场是尊北而抑南、尊西而抑东，是以建构魏（北魏、西魏）、周、隋、唐正统王朝体系为核心的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论，除了讲求国家法统的合法性之外，华夏种族的血统和儒家文化的道统也同样是很被看重的因素。

由南北朝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而引起的正闰之争，关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在隋唐士人阶层中存在着广泛而持久的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北朝正统论、南朝正统论和径承汉统论三种截然不同的正统体系，而各个体系之中往往又包含着若干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自秦以后，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的五运说，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故即使像南北朝那样的分裂时期，也一定要追问正统之所在、德运之所系。而按照“绝统”说和“无统”说的正统标准来衡量，南北朝皆被摈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故南北正闰之争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不过，华夷之辨的标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虽说传统华夷观念的主流是以文化作为华夷之分水岭，但也常常可以看到与之相反的情形。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在汉民族处于强势地位、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的时候，人们比较容易认同文化至上的华夷标准；而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

反观前代，金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原，却自认其正统源之于宋而非辽；元初的金朝遗民虽有意偏袒辽金，也充其量不过是把两宋和辽金视为南北朝而已。“以辽继唐，传金及元”的正统体系，唯独出现在乾嘉时代。可见焦循夷夏正统观的基本倾向，与凌廷堪并无二致。

自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以来，人们通常认为，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清朝实行的思想钳制和文化高压政策，迫使士人不得不将对现实的关怀转向对古典的追求，从现实回到书斋去的结果。

余英时认为，清末民初以来，人们将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归之于清朝文化专制的直接后果，显然与当时的反满意识有关，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肯定没有揭示出乾嘉学风转换的全部原因；若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来解释，16世纪以后，儒学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发展阶段，而乾嘉汉学兴盛正是这一转向的结果。

如果是在奏章中和公开颂圣时说这些话，那是另一回事，但这是写在学者私人的札记中，其意义自然不可等闲视之。这只能说明，此类不自觉的习惯性表态似乎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汉族士人的某种下意识行为，这就是被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戮心”而自然形成的结果。

如果说民族观念淡薄构成了乾嘉时代汉族士人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凌廷堪辈所鼓倡的异端正统论就大致相当于“个人无意识”层面的东西。康、雍、乾以来长期实行的思想钳制和文化高压政策，导致汉族士人和一般百姓普遍存在无端的自我压抑倾向，因此不难理解，麻木不仁的民族意识是乾嘉士人的一种心理常态；而凌廷堪等少数士人所持的异端正统论，则可以说是身处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之中，由于长期的自我压抑而形成的某种心理变态的产物。不过，即便是这样一种看似有悖常情的夷夏正统观，又何尝不可理解为那个时代汉族士人特殊心态的曲折反映？

我们发现，鼓倡异端正统论的扬州学派诸士人，至少具有如...

龚自珍在抨击康乾盛世禁锢思想、摧残人心的专制主义制度时，有所谓“戮心”之说：“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朱维铮引用贾凫西《木皮散人鼓词》“几年价，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来为“戮心”说做注脚，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李祖陶《与杨蓉渚明府书》对清代文风的转换过程有一段很精彩的分析：

夫文者，所以明道，亦所以论事也。朝廷之上有直言极谏之臣，故贾谊、陆贽之徒往往痛哭流涕于章疏；草野之间有盱衡抵掌之士，故苏明允、陈同父、唐荆川、艾千子辈，或指时政之阙失，或伤学术之偏颇，或痛文运之迁流，亦往往举其抑塞磊落者，确凿指陈于论策书札序记之间。其大者可为万世蓍龟，其小者足为一时药石。延至康熙中叶，此风未尝少衰，此古人之文之所以盛也。今则伣伣伈伈如在云雾之中，始而朝廷之上避之，继而草野之间亦避之；始而章疏之文避之，继而序记碑志之文亦避之。其初由一二公之忌克，借语言文字以倾人；其后遂积为千万人之心传，各思敛笔惜墨以避祸。士之负聪明才力者，无以发抒，遂各爬梳经义，将古人成说已定者仍复颠之倒之，甚至旁引博征，说曰若稽古至三万字，而应酬之文不可，无以塞白，遂各骈四俪六以相夸。吾观近人文集，惟全谢山无所鲠避，能畅其所欲言。其他如恽子居之胸中，刘寄菴之笔下，皆有许多轮囷结啬，未尝尽吐。此今日文之所以衰也。盖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实然，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

朴趾源在《鹄汀笔谈》（王民皞号鹄汀）中记录了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余方细书‘四海遗黎’，鹄汀遽曰：‘本朝得国之正，无憾于天地。创业者莫不为仇于革命之际，国朝还有大恩于定鼎之初，为前朝报雠，惟我朝是已。'”看看这段说辞，简直是如同条件反射般的标准口径——王民皞有关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的解释，与顺治以来历朝皇帝反复强调的正统论是完全吻合的。如果说这是因为朴趾源提到了前朝遗民这样敏感的话题，才使得他急于表白自己的政治态度的话，那么下面这条史料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章学诚《丙辰札记》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魏、晋、唐、宋之禅让，固无论矣。即汉与元，皆是征诛而得天下，然汉自灭秦，而元自灭宋，虽未尝不正，而鼎革相接，则新朝史官之视胜国，犹不能无仇敌之嫌。惟我朝以讨贼入关，继绝兴废，褒忠录义，天与人归。而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丙辰即嘉庆元年（1796），这是章学诚晚年留下的一部札记。与上文所引王民皞的那段话相比较，虽然两者的语境迥然不同，但所表达的主旨却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是在奏章中和公开颂圣时说这些话，那是另一回事，但这是写在学者私人的札记中，其意义自然不可等闲视之。这只能说明，此类不自觉的习惯性表态似乎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汉族士人的某种下意识行为，这就是被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戮心”而自然形成的结果。

北宋前期士人在五代史观上存在的主要分歧，就是在肯定五代正统的前提下如何评价朱梁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种意见是沿袭后唐以来传统的正闰标准，斥朱梁于闰位；另一种意见则基本认同后周太祖的主张，承认梁朝的正统地位。一般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宋人惯于恪守严格的正闰之分，伪梁一派掌握着话语主导权；而在史学领域，人们显然更倾向于淡化这个问题（宋人侈谈正统，是北宋中叶儒学复兴以后的事情），北宋前期的五代史著作，无论是私人著述还是官修正史，大都不再刻意区别五代诸国的正统与僭伪、正义与非义。

那么，欧阳修在五代正统论上的自我否定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宋儒的五代史观？我认为，北宋中叶的儒学复兴运动是引起这一变化的重要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改变了传统的正统观念。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由欧阳修发起的正统之辨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宋儒的正统论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正统的标准被归结为两点，即所谓“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正是基于这个标准，欧公在其晚年改订的《正统论》中才将五代排斥在外：“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宋儒五代史观的转变，就是起因于这种新的价值取向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第二，五德终始说的终结消解了五代正统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自秦汉以降，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五运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传承不绝，故宋王朝之火德必须经由五代德运体系一脉相承，就是这个道理。五代正统论于是得以成立。宋儒对五运说的反动始于欧阳修，欧公创造的“绝统”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正统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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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本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外收入刘浦江讲授去世前集中发表的四库学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相比气象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