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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追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基于数十年的开创性研究，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一个世纪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且往往只能二者择其一；如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她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更有机会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鉴于社会规范、工作性质、时间约束等，性别不平等问题尽管不如过去严峻，却依然存在。

目前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都是从女性方面入手，但作者认为，无论是职场性别平等，还是家庭夫妻公平，都涉及等式的两端，所以解决方法也需要同时从等式的两端入手。作者据此给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

“比较译丛”序

中文版序

第1章无法命名的新问题

第2章传递接力棒

第3章分岔路口

第4章桥梁群体

第5章和贝蒂·弗里丹站在十字路口

第6章无声的革命

第7章 革命推手

第8章注意差距

第9章 律师和药师案例

第10章随时待命

后 记被放大的旅途终点

致谢

资料来源附录

注释

参考文献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哈佛大学Henry Lee经济学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女性劳动力、性别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因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荣获2020年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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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夏天，我第一次读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半自传体小说《她们》。这本书讲述了在不幸的1933年，八位从瓦萨学院毕业的年轻女性的故事。作品1963年出版以后，一跃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保持了两年之久。而据英国《卫报》报道，由于“对性、避孕和母乳喂养的直白描叙”，这本书也当即被很多国家封杀。

尽管与当时的其他禁书相比，《她们》略显平淡，但在我乘坐地铁往返布朗克斯东部父母的公寓和我在曼哈顿下城的暑期工作地时，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阅读了这本用棕色纸袋做成封面的书。那时我在麦克米伦出版社营销部门当打字员兼勤杂工，工作地点位于格林尼治村附近的第五大道，离小说开头的婚礼现场圣公会圣乔治教堂很近。我的薪水是每周65美元，足够我即将入读康奈尔大学一年级的花销。与小说描绘的那群女孩一样，我也用年轻天真的眼睛窥探“古雅的麦克道格尔大道、帕钦广场和华盛顿马厩街”（但仅限于午餐时间）。

《她们》绝非一般小说。它不仅是畅销书，还开创了新的文风，为坎迪斯·布什内尔的《欲望都市》等作品提供灵感。半个多世纪过去，《她们》仍然在向数代人述说着女性大学生对人生的价值和身份、事业和家庭的渴望。

这场办公室“工业革命”大力推动了对工人的需求，办公室工作岗位剧增。各家公司不再只有一名“秘书”掌管公司的机密。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和20年代，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改变了一切。公司变得空前庞大，秘书也被分成负责不同任务的角色。打字员、速记员、簿记员，还有电脑、印刷机、听写设备等各种机器的操作员纷纷进入办公室。秘书得以保留，但是手下突然多了一大群“步兵”。

19世纪中后期，机械化和复杂的劳动分工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制造业。这是美国本土的“工业革命”，创新了各种生产的方式。在20世纪早期，办公室、零售业和其他许多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领域也一一掀起相似的技术变革风潮。

不仅职业发生了质变，各年龄段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亦有增加。对办公室和销售人员的更大需求催生了更多高薪工作岗位。更高的报酬吸引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毕竟，她们在市场上的价值开始超越她们在家庭和其他活动中的价值。办公室的改头换面俨然一场经济革命，且对女性尤其重要。

男性也经历了办公室变革，但他们的生活受到的影响远小于女性。尽管1900年有17%的男性从事白领工作（与女性当年的数字相当），但在1930年该比例为25%，和女性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男性增长8个百分点，而女性增长了28个百分点。促使白领需求量增加的因素对女性的影响远大于男性。

这场经济革命极大地刺激了对办公室和零售业人员的需求，也提升了读写和计算能力的价值。在那个时代，教育的经济回报迅速提升，颇似最近几十年（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大学回报的上扬。办公室工作要求员工能够听懂杂乱含糊的口述，书写通俗易懂的往来书信。那些不依赖拼写检查程序即可纠正拼写错误的人，不使用Excel即可制作表格的人，一时间成了香饽饽。这些工作需要受过教育的聪明员工。

白领工人需求量的增加，导致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甚而超出了美国农村普通学校和19世纪城市文法学校8年级课程的范畴。为响应...

企业、消费者和政府购买新产品，拥抱新技术。从而，经济以特殊的方式发生变化并日益增长。在扩大女性就业和应对诸多约束性社会规范方面，政府法规其实作用甚微。真说起来，反倒是20世纪30年代地方政府机构推行的婚姻限制扩大了限制性的政策。

正如所说，在影响女性角色的诸多技术变革中，有不少是劳动节约型的设备。这些设备的价格大幅降低，所以普通家庭也能购买新型设备来替代劳动力。1925年以前尚未问世的电冰箱，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70%的家庭拥有；届时，50%的家庭有真空吸尘器，60%的家庭有洗衣机。20世纪早期，家庭开始使用集中供暖设备；人们可以拧开自家水龙头喝干净的水；可以冲厕所，因为城市建造了污水处理系统，大家已经负担得起抽水马桶。这类更实用、很少引起轰动的创新节约了大量时间，即便受到的关注远不如家用电器。

所有这些创新彻底改变了城市家庭，降低了家庭生产中女性的时间价值，继而解放了女性，使她们能够在家庭之外从事更有效率的工作。

但是，如果没有劳动力市场自身的一系列变化，技术创新的影响将大打折扣。20世纪初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变化显著增加了对白领工人的需求，也永久改变了女性、她们的丈夫以及他们所在的社区对女性有偿就业的看法。这些变化源于一系列技术创新，尽管这些创新与改变人们家庭的创新有所不同。

在美国历史上，女性一直是各种类型的白领专业人士。但20世纪早期呈现的情况是，对脑力强于体力、才干强于灵活性的工人的需求爆炸式激增。1900年以前，女性担任教师、图书管理员、记者、作家或训练有素的护士。一些拥有高等学位的人成为政府职员、医生、学者或律师。直到20世纪初，办公室工作人员包括文员、打字员和簿记员等，都不是十分重要。但1900年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从1900年到1930年，从事专业服务工作的女性人数增加了3.5倍，从事文书工作的女性人数增加了8倍以上。

1900年，只有17%的职业...

从1910年到1940年，高中学校雨后春笋般地在美国各地涌现，中等教育突飞猛涨。1910年，只有10%的18岁青少年高中毕业。但到1940年，一半的18岁青少年是高中毕业生。美国南部以外地区的高中毕业生比例更高，而美国南部的教育水平一直落后于美国其他地区。白人的这一比例远高于黑人，后者大多就读于资金匮乏的种族隔离学校，并且一般居住在没有学术高中的学区。在远离工业中心的地方，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也更高；工业中心则往往吸引年轻人（主要是男孩）从事制造业工作，而不是走进教室学习。

年轻人日渐涌向新兴的高中学校。但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所有州的女孩入学率和毕业率都高于男孩。女生在高中展现了更强的能力，毕业率也更高，一如今天她们的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均高于男性。看来，只要允许女孩追求卓越，她们在学校就会有突出的表现。

办公室里的“好”工作的激增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可以找到体力要求低、很多方面都更安全的工作，而不是她们以前主要从事的制造业或家政服务等职业。和制造业相比，办公室的工作更干净，环境更惬意；周围的一切都没有那么脏乱、危险和令人不悦。何况，办公室工作的薪水通常更高。

当女性的工作主要在工厂和家政服务部门时，女性的就业，特别是已婚女性的就业，往往会引起社会污名化。如果已婚女性从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不安全且工作环境不干净的，那么一个外出工作的妻子无异于在向其他人（譬如邻居或教会会友）发出信号，暗示她健全的丈夫懒惰、好逸恶劳。不然他不会容许她做那样的工作，不仅无法照顾孩子和家庭，还可能损害她的健康。

进而，社会规范慢慢演变，鼓励男性在劳动力市场拼搏以供养家庭。这一规范是在男性的许多工作条件也相当恶劣时形成的，本意是谴责丈夫和父亲到街区的酒吧或借其他浪费性活动寻求慰藉。对于大多数人，工作既辛苦又繁杂，所以社会标准才进化成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减轻其他公民的负担。

但是，大多数人的工...

婚姻限制是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其中最主要还包括学区的雇用和解雇政策。限制有两种。一种规定是否雇用已婚女性，这类条规被称为“雇用限制”。另一种关注是否解雇在职期间结婚的女性，被称为“留任限制”。

在美国，学区大多设置雇用门槛，而不是留任限制。留任限制将剥夺学区留用已婚教师的权利，哪怕是经验丰富的教师。当然，许多学区的政策包含了自由裁量权。假如校长想解雇某位教师，以婚姻为借口是个不错的法子。

大萧条导致实施婚姻限制的学区和公司不断增加，失业率飙升成为实施这些政策无可厚非的托词。学区和私人公司推行这些政策的理由是，有健全丈夫的已婚女性可以由丈夫供养，单身女性、丧偶女性以及其他男性更需要工作。可在大萧条爆发之前，各州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推翻对女性的既有限制，阻止地方学区实施这类规定。但大萧条扭转了这一趋势

最基本的时间限制是谁在家随叫随到，换言之，必要时谁将放下工作居家守候。

书籍介绍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追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基于数十年的开创性研究，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一个世纪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且往往只能二者择其一；如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她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更有机会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鉴于社会规范、工作性质、时间约束等，性别不平等问题尽管不如过去严峻，却依然存在。

目前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都是从女性方面入手，但作者认为，无论是职场性别平等，还是家庭夫妻公平，都涉及等式的两端，所以解决方法也需要同时从等式的两端入手。作者据此给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